前王朝时期，埃及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并且发展了铜石并用的文化。
埃及人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转变为以畜牧和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从而保障了他们自己的食物供给。
从采集天然产物到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人类完成了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农业革命。
以食物生产经济为主导的农业革命给埃及人带来了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则是私有制形成的物质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财富的增加，社会分工加剧，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剩余产品、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裂变，即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
如此一来，埃及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剥削社会。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走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埃及文字是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在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字影响下，在涅伽大文化二期时期发展而来，进而形成了埃及象形文字体系。
埃及文字最早出现在陶器、石板、象牙板、滚筒印和权标头等物品上，是对人物、植物、动物和物品的具体形象的描绘。
随着埃及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程度的提高，单纯的图画文字己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一种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相结合的完整的象形文字体系形成。
王权与国家形成紧密相连。
在埃及，王权产生的标志是王冠和王衔。
埃及王冠最早的形象出现在从涅伽大1610号坟墓出土的陶片上，为红王冠，后演变成代表下埃及的王冠，而代表上埃及的王冠为白王冠，由此形成了古代埃及延续使用的双王冠。
涅伽大文化一期末期，在涅伽大1546号坟墓出土的陶片上出现了埃及最早的王衔，即鹰神荷鲁斯王衔，它与后来出现的其他西个王衔组成了古代埃及国王延续使用的五个王衔。
此外，权标头也与王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武器的顶端部分，象征着王权。
目前己知最早的权标头出土于涅伽大1443号坟禁。
城市的产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
前王朝城市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涅伽大城和赫拉康坡里斯城产生于涅伽大文化时期。
当然，它们的规模都很有限，处于最初城市阶段。
在城市产生的基础上，城市国家得以形成。
在埃及，城市国家被称为“诸姆”。
“诺姆”一词源于希腊语，其对应的埃及语为“斯帕特”，含义为“区划”，中文译为“州”。
每个诺姆都有自己的名称，有自己的首府和势力范围，有自己的图腾或保护神。
根据战场调色板和蝎王权标头等文物的描绘可知，在城市国家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各城或诺姆之间的联盟和争斗。
有证据表明，埃及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对两河文明有所借鉴，特别是埃及的国王形象和王权内涵受到两河文明很深的影响。
涅伽大文化二期时期的赫拉康坡里斯100号坟墓壁画揭示了埃及王权在形象和内涵上对两河文明的借鉴。
如，“野兽的猎获者”这一主题展现了作为英雄的统治者成功地制止了两个野兽之间的争斗。
在社会分工的出现、文字的发明、王权的形成和城市的产生等诸多自身发展和两河文明的共同作用下，在涅伽大文化二期时期，国家首先在上埃及形成，但是仍没有把其势力扩展到整个埃及。
换言之，埃及国家的形成在前，国家的统一在后。
埃及统一国家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完成。
在王表等文献资料中他的名字是美尼斯，而在以纳尔迈调色板为代表的考古文物上，统一埃及的国王是纳尔迈。
有证据显示，考古文物上的纳尔迈应该就是王表中的美尼斯。
纳尔迈是这位国王的荷鲁斯名，而王表上的名字美尼斯则是他的上下埃及之王名。
关于埃及国家统一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美尼斯以武力统一上下埃及，这一论点的主要证据是纳尔迈调色板。
目前，“和平渐进论”比较流行，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
该理论认为，统一国家的出现是小规模的渐进的文化融合的结果，即涅伽大文化向北扩展是统一国家出现的前提，而绝非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对另一个政治势力的武装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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